这一有机模式使我们想到中国的哲字第一次在儒家的经典中出现是在《尚书·皋陶谟》，其云：知人则哲，能官人。
一、何谓理性 情感与理性能不能统一，如何统一？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要据守仁德，也是勉强不得的，要真正做到心安才是。
孟子正是从道德情感出发，肯定了人的意义和价值。但又不止于心理学，还必须进到哲学，这就出现了情感与理性的关系问题。不过这已涉及天人关系问题，这里不能详细讨论。端字本为耑，《说文》：耑，物初生之题也，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孔子还说过闻善，那也是闻即听到人的善言善行，而不是听到一个善的概念或理念。
西方传统哲学似乎从来就不承认二者是统一的，不管是理性主义者还是非理性主义者，都未曾提出二者有没有可能统一的问题。关于人性，孔子只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5]这句话，表现出他对后天经验的重视。天人之间正是由生而联系起来的，性来源于天地生生之理，这既是形而上的承诺，也是道德进化论的描述。
所谓道德进化论，是说人的道德理性是自然界进化的结果，其中便有目的性问题。是有价值的，而不是中性的。情感是其作用，知与思也是其作用，通过知与思的作用，就可以知其性，而知其性在格物即在经验中进行认识，在形而下者中知其形而上者之理。问：性之有喜怒，犹水之有波否？曰：然。
[5]《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201页。[30] 但朱熹的用意是要说明，心之动、心之发只能是功能、作用，即只能是情，而只有情是可以看得见的，也是能够说的。
另一方面他又说：智出于人之性。[47] 所以他反复强调只理会生是如何[48]。未发已发本来是讲喜怒哀乐之情的，自从程颐将未发解释成性体之后，就不大讲情感活动了，但究其实，所谓未发之体，无非是喜怒哀乐之情之理即其所以然，但所以然也就是本然，即本来的样子，并不是说，在本然之上还有一个所以然者。理型或理念可以是概念论或观念论的，是超越时空的、纯粹精神的或纯粹思维的。
性理与情感既然是体用统一关系，而性理就是道德理性，那么，情感一般而言便具有道德意义。如果从体的方面去看，它是未发，即寂然不动之性。他们虽然建立了以性理为最高范畴的人学形上学，但他们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离开人的最本真的存在方式即情感，而去谈论所谓形而上的性理，因为他们并没有离开儒家哲学的基本精神和传统。[11]《遗书》卷二十一下，《二程集》，第275页。
[30] 见《心体与性体》之朱子部分。在天人关系中讲目的性，就不能离开人的情感。
似他佛家者虽是无道理，然他却一生受用，一生快活，便是他就这形而下者之中，理会得似那形而上者。但至少在朱熹看来，一般而言，人的情感应当具有道德内容或道德意义，这是由人的先天的道德本性决定的，是由自然界的目的性即天命之性所决定的。
这从他对未发、已发的论述看得很清楚。进入 蒙培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情感 性理 。[47]《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程集》，第14页。它既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己有。性只是生之理[39]，其作用在心上，心之作用全在情上，情作为性之发用流行自然便有善端，这种不容已的向善的趋势就体现了理之自然、性之自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目的性。因为在朱子看来，性学才是理学的核心，学者须先立人之性学，所以学为人者，则尤亲切也[20]。
其二是因为气之不美[41]，即所禀受的气质有些不好。他们追求自我实现（即实现其本体存在）的人生目的，其基本出发点是人的内在潜能，其基本立足点是人的情感，其基本途径是不断提升和陶冶人的情感，其最高诉求则是实现天地之生理即仁的境界以及乐天安命的乐的境界。
因为天命者，命于人而为言，命于人者只能存于心中，心才是人的主体性标志，是人的主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子提出心与理一的命题。[16]《易传序》，《二程集》，第582页。
但性毕竟是形而上者，所以只有发动之后，才能变成现实存在，当发动之后，则是情而不是性了。性理是全体，但它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
从一个意义上说，这可能表明理学家的超越意义并不很强，它没有建立起纯理性的道德权威 ，或者说有拖泥带水（冯友兰先生语）之病，因而容易流于以情感代替理性之嫌，并进而承认现实中的权威。[40]《朱子语类》卷五十九。饥而食，渴而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饮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这就是说，现实生活中的个人，其情感活动并不必须是合于理性的，也就是说，情感有其独立性和离异性，这时就需要自觉地运用理性的力量加以指导，这本身就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同时也有认识的问题。
[42]《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但就方法而言，他是主张内外并用的，这里不能说没有任何认识论的意义。
这种主体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便包含尽心知性之学，只有知性，才能尽心，尽心则能实现人的自觉，过一种自觉的理性生活。如果落实地说，则心不过是知觉作用，知觉既包括知又包括情，若从存在的意义上说，则主要是指情，这就回到情感问题了。
但儒家包括程颐所说的性理或性体，无非是生生之理，它只能体现在万物中，也只能存在于心中，并且时时在实现中，所以他才说：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存在却不是这样，存在只能在时空中存在，它可以是精神的，但不能离开形体而存在。
推上去时的推，只是逻辑思维上的用词，并不是真实的存在。但是，它又向着一个目的即善而进化，其命于人者便是性。虽然如此，情只能是性之情，而不是无性之情。就时空态而言，他们是主张动静统一的，特别是程颐，更强调这一点。
有时则是指心用而言，也就是从功能、作用上说的，所谓知觉运动、发用、流行等等，就是指此而言的。一个是从理论层面上说，他提出先验道德理性的预设，是基于自然目的论的学说，以保证情感世界的价值意义，而不能使人的情感成为纯粹个人的感性活动，或纯粹生物性的情绪情感。
这正是不同于西方形而上学之处。情感与性理如何统一的问题才是理学本体论的核心问题。
这是一个自然目的论的问题，天道流行而生生不息，这是朱熹和儒家在宇宙论或本体论上的基本信念与承诺。朱熹说： 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
